说是扫墓，不如算作出游。岳氏迁居川蜀，迄今不过四代。依山傍水、占地三亩的墓园中，唯矗立岳维申及其夫人孤独的坟茔。陆谷与黄思肖跪在石拜台前，被领着稀里糊涂磕了几个头，就抓了供桌上摆好的时令瓜果、细巧点心，兴高采烈地往草丛里闹去——岳家人祭拜祖先，与黄思肖何干？偏他与陆谷一见如故，聒吵着坚决要跟来。柏树浓荫如幄，将孩子的欢笑声隔远了。留在幄中的岳维申和江霖烧完纸钱，用近处的溪水洗净石碑、石台，又向坟头添了几捧新土。遵儒学之教义，来祭子孙“如执玉，如奉盈（注1）”，需婉容虔诚，恭敬谨慎，然而他们的沉默掩盖着不同心思：两年之前，岳维申在睡梦中悄然西去。老人家高寿，又走得安详，这让亲见祖父母饱受病痛折磨的江霖十足羡慕。而岳旻对祖父印象不深，加之昨夜母亲良久的埋怨，父亲隐晦的叙述，记忆中那张布满皱纹、仿佛永远在思考中苦闷的圆脸扭曲变幻，于他已如素昧平生般疏远，“同云，我们走吧。”

江霖从岳维申的碑后绕出，笑道，“我正拜阅令祖的墓志。”

“是吗，”岳旻心烦意乱，阴阳怪气得毫无道理，“那么祖父生平，你已知晓得比我多了。”

坟园边上便是守墓人的院子。一家人头回见到岳旻，坚持要留他们用饭。陆谷和黄思肖舍不得院中新结识的玩伴和小狗，也在软磨硬泡地请求答应。岳旻与江霖不能推拒，遂坐到栽满花草、药材的土墙下，捧起主家只在贵客临门时冲泡的粗茶。闲聊漫无目的，江霖一面应付好友的发言，一面盘算自己的事情，忽听岳旻话锋一转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当年你我祖父谈论治、道两统，令祖以士子行道，为君王屈之，不得独立之学问，自如之思想。便或有之，难逃身膏斧镬、言遭焚弃之殃。唯是天子抡材，不求德而求忠，不求疑而求信，不求直而求服，不求贤而求谄。‘臣罪当诛兮，天王圣明（注2）’，韩昌黎以此为文王之至德，不亦惑乎？”

“家祖驳之，以天地间必有一脱离人治之道统在。在民间而为礼，非繁文缛节之礼，乃为合众明分、辨异序位，使人人愿遵，人人易行，人人得利，上下相交而不相乱；在国朝而为法，非太（河蟹）祖所言之‘防民之具、辅治之术’，乃为生众民以各得其所，象天道之损余补缺。然则孔孟游国遇君而偃蹇同，朱王为学从政而功业异。所谓圣贤修百王之法，应当时之变（注3），其果真有‘天视民视、天听民听’之说欤？”

自今早随母亲拜会赵府，岳旻的兴致便一直不高。适才又听他袒露大段疑惑，江霖的心中已有计较。“可曾闻天启年间，余姚有一邱生者？”

“不知是哪位贤达？”

“实是家乡一落魄书生，寒窗苦读二十余载，见仕进无望，遂托人在县衙寻一差事，勉强糊口而已，”江霖笑见岳旻一脸的失望，得意道，“县令久困于记诵之学，溺于科举之文，催科、词讼、簿书、期会，皆赖熟练之书役为之办理。铨选可疾可滞，处分可轻可重，财赋可侵可蚀，典礼可举可废，人命可出可入，讼狱可上可下，工程可增可减，使费既赢，则胥吏援案以准之，求贷不遂，则其援案以驳之（注4）。邱生投身贱役，虽失荣进之阶，文人风骨犹存。凡遇讼案，必检阅律例，妥为定判，绝无伺机讹索，图谋鬻狱之利；凡值征纳，必恤苦怜贫，如实办理，绝无上下其手，鱼肉无势之民。如此人物，得民心而不得官心，纵称颂于众口，仍难免杀身之祸。某年除夕，邱生留守县衙，被同僚杖毙于高墙之中。”

“竟有此事。”

“姑妄听之便是。”

岳旻意识到江霖在编故事消遣他，神情颇为怨愤，“一心幽微，满口荒唐。同云，你总是这样。”

“何如改作‘人心幽微，世事荒唐’，正为麟趾兄宏文作注，”江霖呷了口茶，眼底闪过一线狐狸般的狡黠，“荒唐地生荒唐事，糊涂人饮糊涂酒。可惜此间无酒，劳心人，且饮一杯茶吧。”

岳旻依言照做，“稽诸历代往史，总是奸诈胜过良善，功利胜过道德，强权胜过正义。百余名帝王，不过一秦始皇耳，道则不可见，用则不可知（注5），令天下敬而效之，何如令天下惧而从之？秦制两千年，便只有主而无君，有奴而无民。既无君，何有王道？既无民，何论民心？悠悠青天千丈高，岂见人事细如毛？野夫空见不平处，磨损胸中万古刀（注6）。”

岳旻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，久不闻江霖回应。看天际山影倒映在他的眸中，岳旻知道，好友的思绪已越过现世的利钝，又去追究难以猜解的“道理”。“公其必优于私乎？”他突然出声，“举正正之旗，竭天下之财力以为国用，必优于人人各谋其私，各营其利，上下相瞒以保全细民身家乎？”

听似莫名其妙的谵语，却正中岳旻的心思。他的话中带上些许不甘，“既已打卦占卜，何不顺道问问神仙？”

江霖指指他的胸前，交叠的襟衽下，隐约凸起一本书的轮廓——这便是岳旻今日心情不佳的症结所在。他取出书，递与好友，“祖父临终前，将仕顺十年之经历录为一册，并于扉页大字注明，唯你我可启此书。”

江霖向岳维申的遗物拜了几拜，顺理成章地展卷而阅，“令祖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（注7），真圣人也！”

“非也，非也。我闻圣人能远其子，不远其孙（注8）。”

岳维申晚年出山，在顺朝沉浮十载。江永从四方来信里关注着老友的动向，也常避开岳旻，与孙儿私下讨论。江霖听出同伴话中的讽刺，讪笑道，“对子议父，已属非礼，况祖辈耶？愧甚！愧甚！”

衣锦还乡两月后，岳维申病逝。命不久矣之人，犹有书中如此清楚的神智与强劲的笔力，一道石破天惊的猜测浮现于江霖脑海，他没有作声，继续看向书页。

自前太子李亨称兵拒命，败死于街衢，顺朝的局势便无一刻清宁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斗得血流成河，白骨支天，只为一人作了嫁衣裳。联手陷害李亨的人员首先分化，周洛倚仗皇帝的宠信与军队的拥护专制朝权，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。李鼎对他猜忌渐重，利用连璧、张业等一干勋贵及以孙立言为首的文官集团百般制衡。直到乾宁二十三年，即延兴十一年长沙之役大败，顺军仓皇撤离湖广，李鼎才借机彻底清除了周洛及其党羽。自此顺朝由“抗宣”转而“抗景”，收束东、南战线，专注于光复河套地区。勋戚、文官顺势上位，君王不唯没有欣喜，反对他们的提防更甚于周洛——李鼎出身贫民，深知官绅豪族曾如何横行乡里、鱼肉百姓。纵然江山改换，不过如巨兽换皮，皮下骨肉未变，文人与官僚的毛发重新依附皮上，仍然口诵着“仁义道德”，继续吸噬民脂民膏——何况毛发自以为采尽天地之精华，还要将这套厚黑学问与万贯家财传于一代又一代的小绒毛呢！李鼎重武以抑文，既没有保证将帅们永远听命于他，又不能阻止勋戚与文官暗中勾结。而太子李元失去周洛的庇护，地位日益受到皇次子李利和他娘舅孙立言的威胁。“选贤于野，则治身业弘；求士于朝，则饰智风起（注9）”，李鼎百计求起振，最后将目光投向西南——他以太傅之位相许，恳请大儒岳维申出山相助。

岳维申毕生之夙愿，在为天下寻一有道之君。江永固然当世之豪杰，然多谋而少决，终生困于“忠义”二字，不能有为。赵煜阳总督西南，足具王霸之资，可他秉承江永的意志，可以割据但绝不称王。维申先后辅弼二人，始终不甘心沉于下僚。李鼎虽非他心中的明主，却愿将参预朝政、教导太子的权力倾囊相授。维申以乱世驯致太平者，一则曰“华夷之辨”，二则曰“君臣之分”，纵观天下，能抗御夷狄而为万乘之主者，唯李鼎差强其意。于是在乾宁二十七年，他策杖出山，随即被拜为大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李鼎之得维申，如鱼之得水。国朝战事倥偬，百废待兴，欲取钱粮不于民而直接于官，唯“犯上谋逆”与“贪赃枉法”两法可用。李鼎亲手处置了几名京中巨贪后，将“肃贪翦逆”之令推向民间：帝国的巨手伸向每一位官僚、士绅、富民之家，上有阉宦、禁军的严酷审查，下有百姓、家仆的诬妄告发，中家以上，几乎无人能逃脱抄家刑人的厄运。然而皇帝除恶犹恐不尽，为防鹰犬们私相包庇，特地为各府各县定下“谋逆”与“贪赃”的员额，不达此数者，监察官与涉事人一体同罪。岳维申对宣太（河蟹）祖“上下相维以制其中”的做法推崇备至，令事态一再扩大，受殃者由官僚而胥吏而乡绅而富民，火炎昆冈，玉石俱焚，而上位者并不吝惜。他们费尽心机将全国百姓打碎成一盘散沙，正是为让帝国——这只不知疲倦、永远饥饿的毒蛛吐出绵密的丝网，牢牢掌控国中一切民力、物产。乾宁三十年，李鼎收耕地于国有，实行全民屯田，每十户立一甲长，十甲立一里长，平时务农，农闲练武，有事出征。次年，在城镇组织同行公会。里长与公会会长直受县令管辖。那些在苛政下苟全性命的各级官吏栖栖遑遑，不敢擅作威福，凡事唯皇命是听。“政作民之所恶，民弱，民弱则国强（注10）”，当顺朝举全国之力收复河套地区，王朝内部已是民生凋敝。突如其来的一场雪灾，各地薪食俱尽，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。朝廷下令赈济，可粮仓空如悬磬，从南方低价购进的一百万石粮米，有多少落进王公贵族、各级官吏、会长和里长的囊中，有多少真正发给了饥寒交迫的平民？

随粮米运输一同发生的，是顺朝重大灾情的泄露。岳维申在长安捱过一个摧心剖肝?的新年，意外等来好友赵瞻的造访。赵瞻自成都远道而来，只为劝说维申废止“全民屯田”和“组建同行公会”两项苛政，重行前朝“百姓各耕其地，工商各事其业”的旧制，“得地失人，地必随人而失。强秦三世而亡，岂能忘耶？”然而大顺的战车隆隆开动，鞠躬尽瘁的一国宰相也同曾经的李亨、周洛、孙立言一般，被冷血的君王狠心弃置。众目监视之下，维申长叹一声，将赵瞻送出府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