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尔伯特·林德曼上尉坐在克拉科夫的办公室里，窗外是厚重的冬日阴霾。他的手里有一份最新的报告——戈尔茨上校的情况从斯大林格勒传来，他的伤势逐渐好转，这份情报的细节冷冰冰地铺陈在纸上，完全没有提到那个被称为情妇的女人。阿尔伯特微微眯起眼，目光落在文件的末尾，心却早已飘远。

这太荒谬了。

他的任务原本很简单——监听、汇报、潜伏。他不是前线冲锋的士兵，也不是在柏林高层密谋政治的党卫军高官。他只是个情报官，一个擅长在黑暗里捕捉秘密的人。而戈尔茨——那个该死的戈尔茨——他在前线指挥坦克撕裂苏军的防线，却让自己不得不留在克拉科夫监视他的后院。这是一项让人厌恶的任务，他知道很多人对国防军那些“旧军人”不满，认为他们的忠诚值得怀疑，尤其是像戈尔茨这样有着容克背景、又不怎么参与政治的人。

调查陆军的精英，一个作战经验丰富、战功累累的指挥官。他人在前线，而他被要求通过监听找出可能的“不忠”迹象。简直是荒谬。他知道自己被当成了工具，执行那些高层权斗中的小手段。他甚至想过敷衍了事，监听几次电话，再提交一份模糊的报告，就算完成任务。

最初接近贝莱，只是因为她是唯一能接触到戈尔茨私人生活的人。监听电话当然是一种方法，但没有什么比一个女人的耳语更能打破壁垒。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典型的情妇，被娇养着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住在豪华的公寓里，每天等待着她的军官主人回来。她应该是那种没头脑的情妇——爱珠宝、爱香水、爱漂亮的裙子，只在意自己的生活够不够奢华，而不会关心什么“政治”或“战争”。但事实上，她和这里的一切都不合拍，像是某种错放的艺术品，明明华丽，却带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悲哀。

她漂亮得不像话——是的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第一印象。可她的眼神不对劲，那种隐隐的忧郁和不安藏在笑容背后，让他觉得有些有趣。她比他想象的聪明，也比他想象的危险。她不是那种能轻易套出情报的女人，她的嘴很紧，她的心思更深，她从不随意谈论戈尔茨，甚至对他的名字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冷漠。可他也敏锐地察觉到，她对自己的身份并不满意——她是一个“情妇”，只是一个男人生活中的附属品，她厌恶这一点，但她别无选择。她挣扎着，渴望自由，可她根本不相信自由的可能性。她的言行透着绝望与挣扎，仿佛随时都会崩溃，却又顽强地想要抓住什么。她内心的裂缝让她无比真实，而这种真实，是他从未在其他女人身上见过的。

阿尔伯特轻而易举地发现了她的软肋，他知道如何撬开她的心。他的职业习惯让他明白，她需要一个出口，而他愿意成为那个出口。不知不觉间，任务变成了某种个人的追逐，他再也无法分清，这究竟是为了工作，还是为了自己。

他没有骗她，求爱时说的话全是真的。可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谎言之上。他每天都生活在矛盾中，既担心她会发现真相，又害怕自己的感情被曝光。他知道，如果这段关系被上级发现，他们都会完蛋——她的命运不用多说，而他，也会因“失职”或“叛国”被送上军事法庭。

于是，他开始计划。他想过带她私奔，想过春天到来的时候请个假，把她偷走。他的家乡杜塞尔多夫远在莱茵河边，那里有他的小屋，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。

她可以是任何人——一个商人的遗孀，一个远亲的女儿，一个谁也不会注意的普通女人。他会藏起她，他有能力把她藏起来，藏到战争结束，藏到所有的监视目光都离开他们。

阿尔伯特知道，这是一个荒唐而危险的梦，但在无数个夜晚，当她躺在他怀里，软软地问他们的未来时，他总是忍不住认真去想象：他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模样？她会不会喜欢杜塞尔多夫的生活？

如果春天到了，一切都会好办起来。

——

圣诞节之后的几天，贝莱像失了魂。她待在别墅里，一动不动地坐在窗边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外面的克拉科夫街道。曾经她会幻想那些穿着制服的男人中，有一个会朝她抬起头，露出她熟悉的笑容。可现在，她什么也看不见了——那些幻想化为尘埃，被戈尔茨的一番话无情吹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