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斯克的街道在宵禁之下显得寂静无声，远处偶尔传来巡逻队的脚步声。贝莱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整个人隐藏在阴影里，她的心跳得快要从胸口跃出，手指紧紧地攥着衣角。

女仆——现在应该称她为狙击手，狙击手站在她身边，神色镇定得多，目光不时朝四周警惕地扫视。她比贝莱更熟悉这条路，也更熟悉战争中的危险。她低声说：“他们就在前面，别慌，跟紧我。”

她们穿过一条小巷，拐入一个废弃的院落，那里停着一辆旧货车，车身上盖着一层泥土，轮胎已经被换过，显然是经过精心伪装的。车旁站着几个男人，身上的衣服各不相同，有的穿着破旧的苏军军大衣，有的裹着普通农民的棉袄，但他们的眼神锐利，带着战士的警觉。

其中一个男人站在最前方，目光冷峻地打量着她们。

他看上去四十岁出头，个子很高，肩膀宽阔，站得笔直，尽管胡子拉碴，双颊消瘦，但依旧透着一种军人独有的威严和强硬。他的鼻梁高直，嘴唇薄而紧抿，脸上布满了战斗留下的痕迹，左眉骨有一道浅浅的旧伤，颧骨下方还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刀痕。

“法国女人？”

贝莱下意识地绷紧身体，感受到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地剖析着她，仿佛在权衡她的价值。

狙击手替她回答：“她是我们的人，现在是你们的人。”

男人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盯着贝莱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，转身朝货车走去：“上车，我们得赶紧走。”

他们被护送出了明斯克。车辆在黑暗中疾驰，颠簸得厉害，车厢里沉闷而紧张，只有狙击手偶尔低声和旁边的游击队员交谈几句。

贝莱双手交叠在怀里，紧紧地攥着她带出来的那些东西——金条、珠宝、一块瑞士表，还有那个沉甸甸的铜制雕花手镯。她靠在车壁上，感觉心跳快得像要炸裂，但她知道，这已经是她最后的机会了。

他们的目的地是北方的森林，在那里，游击队有一个临时的安全屋，藏在密林深处，能避开德军的巡逻队和空袭。

几个小时后，车子终于在森林边缘停下，游击队员迅速跳下车，领头的男人——维克托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科列斯尼科夫——示意他们跟上。

“欢迎来到真正的战争，女士们。”他的声音依旧冷硬，带着一点讽刺的味道，随即转身迈入黑暗的树林之中。

——

安全屋深藏在森林深处，外观和普通的林间木屋无异，但门窗都加固过，周围布满了伪装的树枝和雪泥。屋里只有一张粗糙的木桌，几把椅子，一堆铺着旧军毯的地铺，还有一只生锈的炉子，烧得正旺，驱散了些许夜晚的寒意。

贝莱坐在角落，手指交握在膝上，微微蜷缩着。她仍然穿着那件深色大衣，手腕上戴着那只铜制雕花手镯，冷冰冰地贴着她的皮肤，让她感到一种沉甸甸的重量，像是一种残留的枷锁。

维克托站在桌旁，低头翻阅着她誊抄下来的情报。他浓密的眉毛微微皱起，目光在字句间快速移动，神色严肃而专注。狙击手站在他身旁，时不时用德语低声交流几句，两个斯拉夫青年坐在炉边整理武器，贝莱能听到金属轻微的摩擦声。

寂静被打破时，是维克托抬起头，他合上文件，抬眼看向贝莱，嘴角浮现出一抹难以辨认的笑意。

“苏维埃祖国感谢您所做的一切，同志。”

贝莱怔了一下，她从未想过自己会被称作‘同志’，更没想过自己竟然会被苏联人感谢。她抿了抿唇，没有回应，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——它们仍然很干净，没有沾上鲜血，可她知道，自己已经跨过了一条无法回头的界限。

气氛短暂地沉默了一瞬，狙击手走过去，将文件收好，装进一个帆布袋里，准备带走。炉火噼啪作响，发出木柴燃烧时的细碎声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