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离开时，贝莱站在走廊的尽头，透过窗子看着他踏着积雪离去。雪花落在医生的披肩上，又很快融化。这个安静的夜晚似乎比以往更冷，但贝莱的心却前所未有地轻松。

“他快痊愈了。”她几乎是带着庆幸的轻叹自言自语。

这两周来，戈尔茨已经完全恢复了行动能力。他开始自己穿衣服、自己吃饭，甚至有时候会独自去庭院散步。尽管他依然让她整理文件、读书给他听，但她已经不用帮他擦拭身体了。

直到那天夜里，她在自己小房间，歪七扭八地躺在床上，手里攥着一根细细的毛线针，试图给自己织一条难看但保暖的围巾。但还没等她完全投入，门外传来了清晰的敲门声。

“请进。”

门开了，戈尔茨站在门口。他已经换上了一套舒适的睡衣，眉宇间没有了白天的冷漠威严，显得有些慵懒。

“到我房间来。”他说，声音低沉而平静，却让贝莱的背脊一阵发凉。

贝莱愣住了，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说不出话。她试探地问：“这么晚了……有什么事吗？”

戈尔茨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身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他没有关门，留下一道开着的缝隙。

她站在自己的小房间里，指尖紧紧捏着裙摆，心跳得剧烈，几乎要从胸口震出来。她早就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——可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，她依然感到窒息般的恐惧。

她不是傻子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也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特殊待遇一定是以什么作为交换的。俘虏营的长官在把她移交给他的副官时，就已经意味深长地暗示过她的“用途”，而她自己……也在某个时刻，隐隐约约地明白了。

她坐在床沿，双手交握，指甲几乎掐进手心。她想拖延，想让时间再慢一点，再迟一点，让这一刻晚一点到来——哪怕只是几个小时。

可她没有选择。

她慢吞吞地起身，像是在赴一场被判决好的刑罚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推开门，走向主卧。

房间里，灯光昏黄柔和，煤炉里的火焰轻轻跳动，驱散了冬夜的寒意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沐浴香气，水汽尚未完全散去。戈尔茨站在床边，低头系着睡衣腰带，他的头发还未完全干透，几缕湿润的金棕色发丝贴在额角。他的精神状态显然很好，恢复得几乎和受伤前无异。听见贝莱的脚步声，他抬起头。

“关上门。”

门关上了，她低垂着头，不敢看他，却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。

“脱衣服。”

贝莱没有继续。她只是站在原地，目光落在地板上，不敢抬头看他。她的喉咙发紧，嗓音微微发颤，几乎机械般说着之前想好的那些话：“长官，我真的不是间谍，我是法国公民，我应该被送回……”

她最后的陈辞还没说完，下巴被一只手掌轻轻抬起。

他的手指很有力，掌心带着洗浴后的温热，指腹擦过她的皮肤，像是缓慢地抚摸着猎物的毛皮。贝莱的眼神颤抖着，她知道他的意思，知道他并不在意她的解释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他召她来的原因。

“俘虏营？还是这里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