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的名字是阿尔贝托·巴托利，是米兰晚邮报的记者，一个永远有太多愤怒要诉说的男人。他的书桌总是散乱着报纸、铅笔和稿纸，墨水瓶旁边是一杯冷掉的浓缩咖啡。

“玛格丽特，你听好了，”阿尔贝托曾对她说，嘴里叼着一支未点燃的烟卷，双手在空中比划着，“这个国家需要真相，而不是那些花言巧语！墨索里尼的时代总会结束，意大利应该属于人民。”

她听得懂他的愤怒，却无法理解他对一张纸的痴迷。那时的她，更关心的是街角卖冰激凌的小贩，或是邻居家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。父亲的世界对她来说既伟大又遥远，像是一座她永远无法攀登的山峰。

家中的客厅里，那架破旧的钢琴总是占据着房间的中心。阿尔贝托有时喜欢坐在钢琴前想事情，偶尔也会弹，他的手指并不灵活，演奏也谈不上流畅。玛格丽特小时候常坐在钢琴脚下，抱着膝盖听他弹琴，偶尔也会伸出手去按几个琴键，发出不和谐的声音。

“你也该学学了。”有一天，他突然停下，转头看着她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仰着头，天真地问。

“音乐比语言更真实，”阿尔贝托低头看着她，眼神里带着惯常的温柔，“它是唯一能超越混乱的东西，唯一的秩序和真理。”

他开始教她弹钢琴。他的教法简单又严厉，像是报纸编辑对待一篇稿件那样不容妥协。玛格丽特的小手在琴键上摸索，错音引来他轻轻的叹息。但她学得很快，因为她发现，音乐让她可以进入父亲的世界。她喜欢看他在她演奏时微微点头的样子，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平静时刻。

然而，这平静很快被时代的洪流摧毁了。阿尔贝托投稿了一篇猛烈抨击墨索里尼的文章，被晚邮报解雇。他没有停止，他将文章寄给更激进的前进报，这使他成为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。那段时间，家里总有陌生人来访，他们在低声谈话，语气中夹杂着压抑的愤怒和隐隐的不安。母亲经常在厨房里踱步，双手抱着胳膊，低声祈祷着什么。而她还不懂事，只知道和弟弟一起玩，快乐得像两只小鹿。

后来，父亲被带走，母亲倒在血泊里，她和弟弟逃亡，从米兰到巴黎，再从巴黎跌入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房间，陌生的男人，陌生的手掌抚过她的脸庞。音乐留在了过去的那个世界里，埋在被战争撕裂的时间深处，像一本遗失的诗集，再也不会被翻开。

她后来再也没弹过钢琴……

所以，当路德维希站在那架钢琴前，轻轻敲击几个音符，转身问她是否会弹琴时，她的手指微微一颤。那声音像一道无形的锁打开了记忆的某个禁区，让她一时无法作答。

“会一点。”她最终低声说道，声音轻得像怕被空气听见。

路德维希的目光从钢琴移向她，深绿色的眼睛平静得如同一潭深水。他微微颔首，向琴凳示意：“坐下来。”

玛格丽特犹豫了一下，像一个被召唤的幽灵，缓缓走向钢琴。她的手轻轻拂过琴盖，冰冷的触感让她的指尖微微发抖。她最终坐下了，像是屈服于某种命运的安排，双手悬在琴键上方，停留了片刻，却迟迟没有按下第一个音符。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

玛格丽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，仿佛不敢面对他的目光。“不是害怕，”她的声音几乎是呢喃，“只是太久没弹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