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来，赫尔曼副官的目光偶尔会落在贝莱和弗朗茨的身上，尽管他的表情始终冷峻，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这些互动是否需要干预。他不是个多话的人，也不喜欢插手别人的琐事，但这一切显然变得有些不太对劲了。

弗朗茨的热情在赫尔曼看来未免太过了些。他注意到，这个年轻的勤务兵似乎总是抓住机会出现在贝莱的身边，不管是送水、送饭，还是帮忙整理房间。更重要的是，贝莱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。相反，她偶尔甚至会露出笑容，轻声回应弗朗茨的调侃，这让赫尔曼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

“轻浮的法国妞。”他在心里默默评价。对他来说，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一种定论。他对贝莱并没有过多的了解，只知道她是戈尔茨上校留下的“特别安排”。但从这些天的观察来看，她似乎并不像一个受过严格约束的女人——或者说，她根本不懂得克制。

赫尔曼纠结了几天，一直想找贝莱谈一谈。但作为一个典型的不苟言笑的德国军人，他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。直接说“你离弗朗茨远一点”？太粗鲁了。旁敲侧击？又显得自己多管闲事。他在心里反复斟酌，最终还是决定不和贝莱直接对话，而是通过行动来解决问题。

一天傍晚，在弗朗茨完成了任务回到营地时，赫尔曼叫住了他。

弗朗茨停下脚步，显然有些意外。他回头看着赫尔曼，站立行礼。

“你是不是和那位勒莫因小姐……太热情了些？”赫尔曼开门见山地问道，语气虽然平静，但带着一丝隐隐的警告。

弗朗茨愣了一下，随即有些慌乱地摆手：“副官先生，您误会了！我只是按照您的安排，照顾她的日常起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“别的意思？”赫尔曼的目光更为锐利，他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知道她是谁吗？”

弗朗茨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“她是法国人，被俘后由上校大人安置在这里。”

“上校的女人。”赫尔曼一字一句地说道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强调，“她是戈尔茨上校的人。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弗朗茨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，喉咙里挤出一句低声的“明白了”。

赫尔曼冷冷地注视着他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不管你对她有什么想法，但我警告你，不要让这种想法成为你的麻烦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不会想和上校的事情扯上关系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副官先生。”弗朗茨低下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
赫尔曼微微点了点头，像是在确认他的态度。随后，他抬起手，拍了拍弗朗茨的肩膀，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：“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不要越界。我不想看到任何……多余的事情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大步离开，留下弗朗茨站在原地，脸色复杂而惶恐。他知道，赫尔曼的警告不是无的放矢，而他也的确有些越线的行为——也许自己并没有刻意，但内心的好感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滋长。

弗朗茨深吸一口气，转头看向住所的方向。他告诉自己必须小心，必须克制，这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贝莱。

——

贝莱察觉到弗朗茨对她的疏远，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清晨。那个总是带着腼腆笑容的年轻人变得沉默了许多，送来热水和食物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轻快，甚至刻意避免和她的目光接触。他的言语不再多余，连法语都几乎不说了，只是用生硬的德语简单交代几句，然后匆匆离开。

贝莱心里有些失落，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她隐约觉得，这一切或许与副官有关，但她没有问，也没有试图改变。她知道自己的处境，这种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未来。于是，她学着接受，慢慢将自己的情感藏在心底。

生活恢复了单调的规律。贝莱每天待在住所里，重复着整理、打扫、做饭等琐事。偶尔，赫尔曼会例行检查，她便站在门边，低头回答他的问题，像一个顺从的囚徒。

但随着赫尔曼逐渐放松对她的监控，她的活动范围也悄然扩大了。贝莱开始向副官提出一些请求，比如去城里走走，透透气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：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，她需要去教堂做主日弥撒。